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能从民国汉服运动的失败中反思到什么

同时又是一段被同袍严重低估的宝贵经验。自1644年甲申国难以来,历史总共给予了我们炎黄子孙三次匡扶华夏、复兴汉服的机会:第一次是南明反清复明的抗争,第三次是当下的汉服运动,这第二次就是民国的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


我下面要介绍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段被同袍严重低估的宝贵经验。自1644年甲申国难以来,历史总共给予了我们炎黄子孙三次匡扶华夏、复兴汉服的机会:第一次是南明反清复明的抗争,第三次是当下的汉服运动,这第二次就是民国的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有的时候,人越是热爱一件事物,就越容易被它狠狠伤到——因为爱,所以在乎,所以心痛。这是我翻开史料时最常有的感受,也是我想首先提醒阅读此文的同袍们的事情:了解这段我们百年前曾与恢复民族传统服饰擦肩而过的历史,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
其实把民国时期出现汉衣冠的现象被称为“汉服复兴运动”是不太准确的。那个时候远远没有当下汉服运动这种有组织、成规模的社团,并不存在定期举行的、明确以汉服为主题的聚会,偶尔穿上“汉衣冠”的那些人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对于汉服社团的归属感。我认为民国时期出现一些人们穿上的“汉衣冠”还有“深衣”,更多的像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外化和表现,他们的精神与当下汉服运动一脉相承,但确实不曾明确提出“复兴汉服”的口号。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以及和我们十几年来的汉服界话语体系保持一致,本文把民国时期对于汉衣冠的实践也暂且叫做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
1.【起始时间】
民国:
借鉴日本的词汇Kokusui,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约在1902年前后为中国引进了“国学”概念。“汉衣冠”的提倡与复兴作为民国时期国粹运动中的一部分,可以以晚清国粹主义者们正式聚集在一起、创办刊物为开始的节点,《国粹学报》正式发行的1905年作为民国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的起始年。
当下:
思潮酝酿于2001-2002年,线下正式开始于2003年。两次汉服运动可以说前后相差了一个世纪。
2.【参与成员】
(这里只详细介绍一下民国的情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自然可以从中找出今日的影子。)
国粹派——真正的同袍前辈,一脉相承的汉服复兴者
清末民初的国粹学派是一群以正本清源、保护华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良心学者。他们有着十分超前的政治远见、能够不被社会上一时的表象所蒙蔽。国粹学派深刻的认识到“国学即国魂、国粹亡则国亡”的道理,不满社会上崇洋媚外、醉心欧化的风潮,但是同时并不敌视西方先进的思想进入、欢迎欧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的改观。比如许守微在1905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9期的文章《论国粹无阻与欧化》中谈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国粹学派的主张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远远没有过时,不仅如此,还被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印证着。“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他们虽然是当时的少数派,在现在来看,却是掌握了真正能够救亡图存的正确途径的一群人。孔子曾指出不同的人觉醒的方式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许时至今日,在华夏传统文化日渐衰落人才想起来要保护文化遗产的我们,正是“困而知之”的那群人。
1905年《国粹学报》的发刊词详细的说明了办这个报刊的目的,这里摘取小段原文,感受一下国粹派的先见之明:“盖化裁为变,推行为通,观会通以御世变,是为通儒之才。但所谓观其会通者,非齗齗于训故词章之末,姝姝守一先生之说也。乃综贯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体达用。……学术湮没,谁之咎欤?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日国粹。虽夏声不振,师法式微,操钟鼓于击壤之乡,习俎豆于被发之倍,易招覆瓿之讥,安望移风之效?然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
国粹学派里的大师章太炎,俨然就是我们今日的汉服同袍。据章太炎回忆,他的父亲曾经嘱咐过他,自己死后一定要着深衣下葬:“吾家入清已七八世,皆用深衣殓。……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后来旅居日本的时候,就在一件和服上绣上了“大汉”两个字,以寄托对汉人衣冠的向往。1913年,新婚燕尔的章太炎因为参与了声讨袁世凯的活动而被捕,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期间,他便将这件绣着汉字的和服寄给自己的夫人作纪念,章太炎后来也谈到这件和服是他一生最挚爱的衣服。
陈存仁(1908—1990)先生的《阅世品人录(章太炎家书及其余)》里面还记录着章太炎先生结婚时候穿了明制服装的场景:“我又问许福,章太炎那次结婚到底闹些什么笑话?他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公开二次,又惹起捧腹大笑。”

国粹派,尤其是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编辑和作者们其实非常年轻:在1905年《国粹学报》开始正式出版发行的时候,两位编辑邓实28岁,黄节32岁。作者里面,年龄最大的是黄宾虹40岁,陈去病31岁,最年轻的是刘师培和马叙伦,都只有21岁,大儒章太炎当时36岁。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是“体制外”学者,这些作者和编辑们都不曾考取过功名,有的是没考上,但有的也是从一开始就不屑于和这个腐朽的体制合作(比如章太炎),进入传统型的学术精英的行列中。尤其是从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被取消,这些国学大师们便从此以《国粹学报》这些平台为基础、通过市场有机的竞争和筛选而作文成名。这一点倒是很像在汉系微信公共平台经营并发表文章的我们。当时这些《国粹学报》作者们确实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很低,但是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日后都成长为了民国有名有姓的国学大师,不知与他们同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走出来炙手可热的状元、榜眼们,又有几人名存至今呢?
国粹派当年办的报纸刊物也是非盈利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就只有少得可怜的订阅费和主编们的捐款。据史料记载,是两位主编邓实和黄节拿出了他们自己的积蓄支撑了《国粹学报》创刊的前三年(1905-1908年)的出版和发行。1908年以后虽然也有开始向《国粹学报》的读者们募集资金,但是后三年依然大部分出版费用还是来自两位主编的捐款。我并没有查到什么直接的资料显示《国粹学报》为何没能在1911年以后再继续下去,但是我猜测,除了那未曾料想到的辛亥革命打断了国粹主义者们的原定计划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这种依靠捐款的非盈利经营模式难以维系分不开。1918年,自《国粹学报》停刊以后,黄节第一次和邓实重逢,百感交集之下,他作了这样一首诗,大家感受一下这爆出屏幕的无力感:
《沪江重晤秋枚》: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这些饱读诗书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期盼着从真正的华夏文明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全凭“发现国学、弘扬国粹”的情怀吊着一口仙气儿。这个世界是由资本运作的不假,但是我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总还有一些道义是可以被坚守的,也是值得被坚守的。大众文化可以在市场的需和推动下层出不穷,但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最精华部分却可以沉淀几千年不倒,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们只管做我们认为正确而有益的事,传承着我们认为值得传承的精神,永远记得,我们为民族复兴贡献的努力,可以远远超于我们肉身的逝去而不朽。除此以外,但尽人事,莫问天命。
革命派——国粹派同袍的孪生兄弟
这些坚决排满的革命派其实跟满清政府是一个因果关系,彼此立场相互排斥和对立。革命派也更像是国粹派同袍的孪生兄弟,像当下以汉网为代表的那些皇汉同袍。他们的主要动力是仇满、排满,源自于那些被反复印刷并经常翻阅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记》;他们穿在身上的那些汉衣冠更像是一枚别在胸前的徽章、一面举过头顶的旗帜,是他们推动反清排满革命的符号表达。虽然革命派和国粹学派都支持汉衣冠、都想复兴汉室,但他们更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同一个目标衍生出来的两派不同做法。支撑革命派的感情,是由痛惜自己民族被蛮夷侵略所产生的仇恨;而支撑国粹派的感情,更多的是由仇恨异族统治回归到的对自己民族的热爱。
仇恨是一项负资产,它是消耗品是负能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斗志但是难以坚持长久,是可以在最需要的地方燃起一把所向披靡的熊熊烈火、但烈火过后只留下一片废墟,不但过度消耗了自己、又容易把潜在的朋友变成敌人。仅仅依靠仇恨维持的运动是走不长远的,仅仅建筑在仇恨之上的政权也是难保长久的。我并不是想要责怪革命派——毕竟读了《扬州十日记》等文如果还无动于衷的那简直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而是我觉得如果想要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不被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所支配、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反而会很高效。铭记国仇家恨固然重要,但是在此之外更需要一种内生的热爱、感情才能历久弥新;需要一种血亲家庭一般宁静的温馨、才能够让经历了太多紧张、委屈、孤独、恐惧、迷茫、沮丧的内心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修复。我认为这对我们当下的汉服宣传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果只是一味反复而机械的宣传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发生的那些大屠杀,不仅我们自身容易招来各种恶意的猜测和骂名,也容易在没有产生过汉民族意识的人群中反弹起厌恶和排斥的情绪,继而让进一步的汉服宣传推广举步维艰;相反,如果我们能用诚意和真情来感化其他的汉族人,不强求、不评价,尊重每个人在消化一段骇人听闻的往事时长短不一的接受过程,让他们在民族自豪感中自然的唤醒民族意识,从内心深处萌生起作为炎黄子孙的责任感,那么对于一个正确的汉民族历史观的塑造接下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康有为、袁世凯等——兴汉的猪队友
有道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神对手,也就是欧化派(主张全盘西化),一直都在,这类人虽然过于激进了,但是至少大部分是真心希望中国社会尽快进步的正人君子,是从心底里信仰他们所推崇的科学和理性的。而且在国粹运动初期,欧化派和国粹派的关系一直也很融洽。但是像康有为、袁世凯这种人,搞出个孔教会、复辟个帝制这种根本就无从洗白的倒行逆施,真心兴汉的国粹派那些文弱君子们确实是招架不住。我看到很多网络平台上同袍们对于孔教会、袁世凯等恢复汉服体系的努力都是持赞许态度的,可能是由于太过痛心民国时期缺少大力倡导汉服复兴的身影。然而评价一个人做过的事情,不要单纯看他在呼吁什么,而是要看他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真实目的。即使是当下的21世纪,那些言必称西方文明、现代社会,口口声声说要和先进的国际水平接轨的人,心底里未必真正接受和认同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在第一届孔教大会上,陈焕章就曾经提议:“凡支分会会长必须制深衣章服,会员愿制服者听。”把深衣摆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孔教儒服的位置。李竞恒的论文《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一文也分析认为,“汉衣冠”因为被迫与帝制事件捆绑在一起,而脱离了最初的民族表达,被社会视为建设现代整体的负面遗产而被抛弃。
其实在民国初年,是有政府层面对于恢复汉服祭祀服制的努力的,毕竟民国政府也有着很明确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1914年8月,民国政府就曾推出《祭祀官服制》,以明制为基准,努力规避其中明显带有帝王专制社会等级制度的成分,而保留其中的文化、礼仪传承。然而同年冬至,这份考据成果却被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拿走用来祭天了,此时的祭祀官服便在社会舆论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大公报》十分犀利的指出:“此总统之所以尊于帝王欤?”不管民国政府的初衷是怎样的,袁世凯穿着民国政府方面考据出来的祭祀官服祭天这件事情,在随后的很长时间之内都被认为是他的“帝制萌芽”。这1914年的冬至日终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基本的祭天典礼。
孔教会、复辟帝制,它们简直就像毒瘤一样的存在,他们只是猪,不是队友。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够提炼出来的普世的成分、表里不一、蔑视人权、守固陋而自肥,这类人一定要防,但是别招惹他们,不然他们就会像一滩烂泥一样糊在身上甩都甩不掉,现代汉服运动要想避免重复当年汉衣冠遭受的飞来横祸,还是能躲多远躲多远吧。

“汉服梦”的主页妹纸薇玉萌同袍在点评李竞恒的论文《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一文时称洪宪帝制是民国汉服运动的“死亡之吻”,是政治捆绑了文化,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但进一步我也认为袁世凯称帝事件只能算汉服运动失败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积怨多年的引爆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汉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都被都被视为阻碍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罪魁祸首,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人们内心的自卑和崇洋心态,全盘西化、盲目求成的急迫感,以至于身为华夏儿女,不惜饮鸩止渴、自断根脉,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悲剧,让百年之后的中国依然承受着这场文脉断绝、信仰崩溃的悲剧。既然整个“国学”概念都可以全盘否定,那么作为一件衣服,汉服又怎能有任何独立的复兴发展空间呢?因为有了民国那次汉服运动的失败,当下汉服运动又比当年多出了一个任务:我们不仅要复兴汉服、保存国学,还要“灾后重建”,在这片信仰的废墟之上重塑我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信仰。
变异的钱玄同——民国版春梅狐狸(泪神)
我之所以觉得钱玄同像民国版泪神,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为汉衣冠/汉服产生过积极的贡献,具备一定的服饰考据知识、然而又日后黑化。作为国粹学派章太炎的一个弟子,钱玄同也曾经非常支持传统文化,还作文《深衣官服说》考据汉服的深衣服制,又曾经亲自穿过深衣上班,试图引领起“复古”的风气。然而很多史料都有记载钱玄同确实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极端化的人。随后的几年,钱玄同转变了态度、开始用恶毒的语言抨击传统、汉字、汉语。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对中国文字的评价是“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其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还支持“将中国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像钱玄同这样本身有较高的传统文化造诣、做事又很有激情的人,他在支持汉衣冠的时候固然也是一件幸事,然而也正是这类人当他反过来走上兴汉的对立面的时候,造成的破坏能量之大要远远超过一个油盐不进、愚昧麻木(唤不醒民族意识)永远只满足于自身吃饱穿暖的底层百姓。
我觉得现代汉服运动初期蒙受了两场巨大的损失,一是溪山琴况先吧主的辞世,二就是春梅狐狸的黑化。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死亡带走我们尊敬的人,但是我们却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把曾经的朋友变成敌人。现在中国的人心如此复杂,即使愿意加入汉服运动、真心愿意复兴汉服的同袍,大家也是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教育程度和成长经历,想要在“复兴汉服”这个大前提下分散出来的各种细枝末节里取得共识,恐怕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如何让汉服运动的魅力足够把自身条件各异的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团结过来,不至于抱着一腔热血而来、三五年以后寒心退出。一个人太玻璃心、或是容易走极端固然有他自身的不足,但是对待自己一件真心热爱过的事业,若不是经历了不幸、伤透了心流干了泪也不会黑化。这就好像,一滴墨汁滴在水杯里,水立刻就变色了;一滴墨汁滴到大海里,大海并不为之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只有“一杯水”的人出现,但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不把墨汁滴进他的杯子里。
3.【直接竞争者】
民国:
新式旗袍在民众当中的接受度远远比“汉衣冠”来的要广泛。民国时期“汉衣冠”的处境又十分尴尬:在“古”“今”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汉衣冠算“古”,旗装长衫算“今”;在“中”“西”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旗装长衫算“中”、西装算西;在“陌生”“熟悉”这个两元对立的纬度里,汉衣冠算陌生,旗装算熟悉。因此,尽管旗袍和汉服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属性,前者由于借鉴了西方礼服的立体剪裁法、只是保留了一些老式旗装的元素,“新式旗袍”拥有了既能保留熟悉的文化特色而显得不那么突兀、又与国际接轨、满足人们追求西化、摆脱传统的心理诉求,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让新式旗袍的市场远远高过了汉服。新生的事物是会在它产生初期拥有很高的生命力的,再加上社会上层人士、各界名流的带头推动,在生活在1910s-1940s年代的人们心中,有更多的理由去支持旗袍的“新”,而不愿复兴汉服的“旧”。
当下:
虽然作为民国时装的新式旗袍仍在当下冒名占据着中国传统服饰的半壁江山,但是我认为真正有实力对汉服构成直接竞争的服饰是影楼古装,新式旗袍的竞争力已经退居第二了。
新式旗袍相较于影楼古装的竞争力减退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是内涵方面。新式旗袍的时代色彩太强,支撑起新式旗袍内涵的是民国时期那个价值观、意识形态在中西交融、古今纵横的大动荡中定型的时代背景,因此,对于完全不了解服饰史的民众来说,“旗袍”和“民国”是捆绑在一起的,比起古装尚且残存的一抹民族色彩,穿旗袍更像是纯粹对民国这个时代的怀念。可是民国时期那些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先进的思想、广博的见识撑起了新式旗袍口碑的那些杨柳细腰的名媛贵妇们早已作古,那个时代积攒下来的口碑如今还是否能够有这个丰厚的实力反哺给那些从文革中成长、却对旗袍情有独钟、喜欢跳广场舞的膀大腰圆的中老年大妈们,我就拭目以待了。真是成也内涵败也内涵,在新式旗袍将在其背后的精神内涵的失落而逐渐衰落下去的同时,影视古装就可以十分灵活的提供比旗袍、汉服都要广大的想象空间,比如cosplay各种古装人物、神仙帝王、游戏幻想,这都是旗袍无法提供、而汉服又必须极力避开的领域。
第二就是市场方面了。就算再不了解服饰史的人,单凭旗袍和汉服的外观,也不太可能把两者归为一类,尝试过旗袍还是可以在同一时间段里再尝试一下汉服、反之亦然;但是汉服和影楼古装就不一样了,单就从消费而言,消费者往往会把汉服和影楼装视为完全替代品,尝试了其中的一个就失去了对另一个的兴趣。又因为汉服的考据成果难以靠并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严格的保护起来,难免会产生一种尴尬的局面:原本对汉服复兴运动毫无建树的古装影楼商家,因为汉服业界汉服考据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水涨船高,可以通过本来就实现了批量生产的手段用很低廉的成本复制出大量形制尚可、外观优美的汉服,在目前还以大量年轻学生为主的汉服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分流走了本该属于汉服考据工作者和良心汉服商家的成果。这种在商业上竭泽而渔的侵权做法,对于汉服的冲击可能要远远大于从概念层面,旗袍对于汉服的挤占。因此,在汉服的概念还需要广泛传播、同时考据工作并没有成熟的情况下,打击盗版和知识产权的侵犯、尽快完善正规同袍商家的市场化就是对汉服复兴事业莫大的保护了。
4.【产生原因】
民国:
由战争、西方文化的涌入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生存意识,尤其是西方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为一个成型的意识形态进入中国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树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同时由于反清反满的记忆还世代延续在很多汉人家族之中,汉族的民族意识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不可阻挡的产生了。
当下:
和平时期,当下的汉服同袍这几代人并没有经历过战乱,相较与民国时被危机感激发的民族意识,汉族的民族意识更像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发的、内生的觉醒。单从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汉服运动是民国时期汉衣冠复兴运动的延续,不如直接看作是明清之际的抗清精神的重启,是我们当年那些不肯剃发易服的祖先们深深埋在我们血脉之中的记忆,总会在成熟的时机,纷纷苏醒过来。
5.【面临的威胁和挑战】
民国:
历史给当时的汉人们打开的复兴汉服的窗口其实只有短短三年,说起来也就只有1912、1913、1914这三年罢了,并不是想象的那样1911-1949这整个的民国期。这个窗口简单来说,就是旧的服制体系随着满清政权的倒台而瓦解、新的服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
可是历史并不浪漫,在清末民初的大转型時期,汉服分别在两个层面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一个是扬国学vs崇西学之争,主要在学术和政治方面;另一个移风易俗、整体改变服饰风格,这主要在社会风俗层面。同袍孟瑜君(网名V爱卡卡西)在她的文章《“汉”与“服”——汉服运动的两种视角》里提出了分别用“汉(义理)”和“服(形制)”这两种十分恰当而合理的解读汉服运动的视角,我也在去年的汉服运动14周年之后反思越来越多的“唯服”、“秀衣”现象,发出过汉服运动“需要坚守汉本位”的呼吁。可以说,即使是我最崇敬的国粹学派们,他们整体对待汉服的态度都是重“汉”轻“服”的,其他的学者和社会上的人士就更不必说了。即使五四新文化时期也不乏反对全盘西化的声音、即使民国的30年代40年代依然有不少社会名流在注重保护传统文化,可是汉服毕竟是一件衣服、是物质、是延伸、是外化,是需要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框架存在的。两百多年的断代让汉服变得非常脆弱,在它本身就需要大量考据复原和保护的时候,是经不起“全盘西化”这样的大风大浪的。五四新文化时期之所以很多文人会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从心底里一直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本位十分稳固无法动摇”的安全感,于是脆弱的汉服还没来得及复兴,就俨然成了这群人放手折腾西化的过程中的炮灰了。
其实如果单纯按照常理来思考,既然满清政府是导致汉服断代的原因,那么在满清政府倒台的同一时期,汉服作为单纯的民族服饰就理所应当的被延续下去的汉族后代重新恢复回来了。然而历史的进程却和汉族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满清王朝统治的社会停滞的期间,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之大导致的后果就是,即使推翻了满清王朝,时间也再也不会等待中国社会发展并回归到明朝末年的那个阶段、以明末的水平为新起点继续前进了。这就好比原本天上的神仙打算历练一下华夏儿女,于是给人间降下了天灾和满清,规划着过上几十年历劫的生活以后,汉人就能打怪升级恢复华夏,让文明更加灿烂、历史更加丰厚、民族性更加坚韧,也算功德圆满、劫后重生。然而谁能料到满清在汉化了以后居然突破了加在他们身上那个“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诅咒,神仙这下算是彻底玩脱了。这世上还有些东西并不在天庭政府的服务区内,于是这连神仙都没能算到的外来的系统bug进入了中国,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华夏文明被摧残殆尽、文脉连根拔起、信仰体系全盘清零,凌霄宝殿终于在这场由无神论者主导的浩劫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来自人间的恶意。
当下:
当下的汉服运动有一种趋势是把民国的“重汉轻服”的态度整个颠倒了过来,轻“汉”重“服”,甚至大有去“汉”唯“服”的趋势。汉服运动面临的威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精英文化的缺位而导致的流行文化的低俗化,第二是社会主流的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第三是汉服运动的参与者自身接受过的应试教育留下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空白和弊端。这三个方面的威胁是外因但可以成为内因,很大程度上又都是互为因果的。
(1)精英文化的缺位,流行文化的停滞:
不管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大众领域,当今中国社会的舆论自由度远远不如清末民初。当下中国大陆的教育系统中那些本来最应该产生思想激荡、各种观点相互交流碰撞的人文学科领域缺乏应有的言论自由,这就从源头上剥夺了精英文化上升的空间。如果精英文化长期缺位,这个民族就前途堪忧了。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往往是,前者从后者中提炼和升华,又回过头来反哺后者。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尤其是古装剧,市场的取向越来越偏向两种极端,要么就是以阴谋互害为全局的看点,《甄嬛传》可算是集大成者;要么就是披着一个商战、谍战、修仙等以某个专业为背景的皮,以玛丽苏或大女主为看点、所有角色整体困于情爱,《女医明妃传》《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胜枚举。资本只是逐利而已,资本过度的掌控了流行文化的走向,它甚至可以吞噬幼嫩的、还在成长期的、由汉服运动主导和发掘出来的精英文化。从流行文化的节节败退之中,便可以窥见这个民族引以为傲的精英文化长期缺位的隐忧。而我们同袍,也只有痛心了。
(2)金钱至上、利己主义、物质主义:
相较于清朝末年刚刚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的民众那种爆发出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当下的大众更多的是一种由中国“经济腾飞、走上富强之路”带来的自豪感和乐观态度。官媒是一片歌舞升平,喉舌媒体以外,不管是传统纸媒还是新媒体总能受到严厉的言论管制和监控,有无数敏感话题和红线不容讨论,大众从墙内接触国外媒体和自由的新闻报道更是无从谈起。这种“勿谈国是、只谈风月”的无奈之下,大众的关注点或被引导、或别无选择的流于世俗化、娱乐化。在大众文化中,越是快捷直观、不费脑力思考的文化产品越是能在资本市场中胜出,深度思考和独立思考相比之下就更像一件收不回成本的脑力付出。人们越来越愿意在高热量低营养的快餐中大快朵颐,在只有人设没有性格的网络爽文里满足自我、在新奇搞笑的小视频里得到源源不断的廉价快乐。“英雄孤冢无人问,戏子家丑天下知”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娱乐至死的缩影。因为在英国留学的原因,五年以来,我错过了国内太多太多大型活动、传统节日、汉服聚会,但我最惋惜的还是没能有机会在我钦佩的英雄忌日前后亲自去他的墓前参拜。这张我一直很珍视的照片摄于五年前的杭州,杭州的湖畔躺着很多我们的华夏英烈,但是人迹罕至实在让人痛惜叹惋。
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们能从民国汉服运动的失败中反思到什么
西方人从中世纪对宗教的盲从摆脱出来,追求理性的、客观的看待这个世界,然而西方科学界那种所见即所得、得出结论需要经得起反复验证的实证研究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主流。科学家可以很唯物主义,但是我更认为,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宗教,而中国的文化正是建筑在了这种感性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注重从人的内心而非外界自发获得精神力量的思维模式上。中国的古代并不需要演变出政教合一的宗教治国,所以维护一个世俗间的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情怀”可以说和人的肉体需要吃饭喝水一样,都是维持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的力量来源。“圣贤情怀”并不是宗教,却胜似教义般的神圣不可侵犯。
我一直认为“情”与“史”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或许从自有历史诞生之日起,它就是写历史的那个人主观意识+客观事实相结合而构建出来的产物。除了寿数无疆、手眼通天的神仙可以知道一切、看见一切、理解一切以外,在历史长河面前,我们每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只不过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只不过是在感知着自己能力范围能允许的、和自己伸手距离最近的那个部分。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历史在被转化为文字记录在纸上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它是选择性的、是不完整的。这一点既是读史书的我们的无奈,也是千百年前那一位又一位历史记录者的无奈。然而我们作为一介凡人最基本的智慧,就是永远记得,你我能看到的历史,虽然永远都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相,但这些有限的真相,却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世界。就好像一个人的过去的记忆构成了他的人生、性格、价值观一样,历史,也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同样构成了这个民族共同的价值取舍。这个基于某些历史事件所产生的民族共识所具有的力量,要远远超过这个孤立的历史事件本身所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民族共识的基础上,汉族人便有了自己的身份。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欲亡其国、先去其史”。
然而当今的中国,由于价值观的断代、文化的断层,一些看不懂汉服复兴者的情怀的人动辄拿零星的、碎片化、脱离当时社会语境的只言片语的史料来质疑汉服运动的合法性,反过来嘲笑汉服复兴者的努力是痴人说梦。
(3)撑不起转型社会的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胜枚举,这里我只简述一下和汉服运动密切相关的部分。应试教育给我们灌输了一种异化了的集体主义。这种所谓集体主义,为了达到表面上的团结一致,是以消灭异见、抹杀个体为代价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语文、政治、历史等等这些文科试题,只能有一个答案、一个声音、一种思想,任何偏离标准答案的想法都是毫无生存空间的错误,时间长了,人成长在这种高压语境下就会丧失提出反对意见的能力,失去对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的合理想象。然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总像应试教育的试卷上那样有着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当这种人类正常的思辨、交流的程序在大脑中萎缩退化了以后,人就失去了正常提出和接受反对观点的能力,甚至把反对观点与对提出观点的人的攻击等同起来。
这些异化了的集体主义体现在很多经典的逻辑谬误上,比如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体现在汉服运动上,就是难以在众多概念和观点中找到共识。因为三百多年以来的断层,汉服考据几乎要从零开始,多靠考古研究发掘、而民俗学能帮上忙的地方不多。汉服考据工作自然产生的学术上的分歧,导致原本因为拥有相同目标和信念聚集起来的同袍们开始划分派系,真理可以越辩越明,然而吵架永远分不出输赢。这并不是我们同袍个人的错,而是应试教育没能为我们准备好投身这场民族复兴运动所必须的技能。子曰:“君子不器”,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其目的并不为育人,而是为了以最低的成本、培养出最大批量的可以速速投入“使用”的“器物”和“工具”,而参与一场民族复兴运动所必须的那些领导能力、交流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等软实力,则需要我们同袍在过程中自己给自己安装配备齐全了。
到头来,对于汉服运动真正威胁最大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囧粉、满遗、汉社、仙女党,也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国家主义、消费主义、实证主义,更不是路人的白眼、家人的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是同袍间争当前辈、论资排辈、站队攻讦、党同伐异。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我们在复兴汉服的过程中,不仅在改造这个社会,也在实现自我的成长,发现和弥补多年来应试教育的缺陷给我们留下的空白:我们不仅在复兴汉服,也在成全自己。
6.【民国汉服运动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自断根脉的文化自卑】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顷。”一个极度自大的人同时也可能是极度自卑的:因为不会尊重自己也不就不懂得尊重他人。这就好像1793年的满清王朝可以狂妄自大到把英国派来的大使马格尔尼一行人当做西夷来轻视,自诩为“天朝上国”强令作为外交人员的马格尔尼行跪拜大礼、并且评价他带来的那些先进的工业产品为“不足为婴儿戏也”(乾隆语),同时也可以在短短几十年以后甘愿屈辱的跪在了洋人的坚船利炮前。不管是盲目排外还是崇洋媚外,易地处之,他们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的同一拨人。因为没有原则,所以没有立场;因为没有立场,所以切身经历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成了他们的立场。又因为这类人只选择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只接受和自己观点一致的观点,从而无穷无尽的陷入一个封闭式的回音室,根本没有内生的进步因素。如果这在于一个人,尚且有可能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淘汰,而这一群人执掌国家重器、又则能不把手头上这抢来的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同时又正是这样一群人,杀文人、毁古籍、篡改历史、大兴文字狱,进行思想钳制,阉割儒家精神、大兴愚民政策、拒绝社会转型和进步,等到国门被迫打开,国人眼中却居然只见这被满清三百载异化了思想,当它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这就好比一个活生生的人,被丧尸咬了,也变成了吃人狂,虽然外表还能看出是这个人的模样,但是内心真正能够定义这个人的思想、情怀、人性早就不复存在了。就因为被迫感染上丧尸病毒而变成吃人狂,就要否定这个人从出生以来曾经的一切,真真是天下第一等不公之事!
正如明史专家杜车别先生所说的这样:“我们说以上这些并不是为了虚妄的所谓民族自尊心,而是要让大家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不要动辄因为短期落后,就认为中国先天就应该如此,就武断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劣质的、没有生命力的、倒退的、腐朽的、只有彻底丢掉中国文化成为西方附庸才是出路云云。对历史的回顾和分析并非没有意义,如果不搞清历史上落后的原因,悲剧就可能重演,甚至丧失民族自信,陷入彻底抹黑中国固有文化、认为全盘西化才是出路的错误泥潭中不能自拔。这不仅对中国发展有害,对世界闻名多元发展也是致命的伤害。”(本文摘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第46页》)
其实说起对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来讲各自所需要的现代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我想说一个我自己亲身的感受。不知道留学过英国的同学们是否和我有同感,英国的大学,不管是正儿八经的专业课还是临时参与的补充辅导,都会在课堂结束或学期末要求同学们填写评价表格,来给老师以及这堂课的质量打分反馈。我个人对这种评分表是非常反感的,因为我反对高等教育的商业化,我认为在以“育人”为目的的高等学府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应该沦落为售卖知识的商贩与购买知识的顾客之间的雇佣关系,而是本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真诚,师生关系这一重要人伦秩序中的一个环节坚守并维护下来。一旦一种社会关系上升到了人伦秩序的高度,它就拥有了一种永恒性、甚至可以独立于产生这个社会关系的两个当事人的存在而永久存在,它也就不是可以简单被现代社会解构、并被金钱交易所替代的了。所以我拿到这种反馈表的时候,一般都是要么非暴力不合作,直接拒绝填写;要么就全体毫无意义的五星好评,相当于没有评价。当然,我这么做,只是在反对“学生评价老师”这种被制度化了的做法中所包含的高等教育商业化的成分,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一个老师讲的课,完全可以用脚投票——不选他的课,那么一个老师的人气很低、自然也就知道该改进教学质量,而不是用这种核算总得分的行政手法来制裁他。
然而我其实很理解为什么西方的高校会和我自己的价值观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当西方社会进入中世纪以后,对上帝的绝对服从成了人们唯一的道德,它主要体现为对教堂权威的盲从,失去了自我。因此对于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走来并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来讲,独立思考便成了被社会广泛推崇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我思故我在”这几句话可以有那么大的感召力。那么体现在社会的细节处,你能够评价教授自己的老师,不仅是在行使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权利、更是你自己能独立思考的体现。可是反观中国,“独立思考”这个词虽然并不曾作为一个成文的固定搭配出现在古文献里,但也不代表这种精神并没有贯穿在我们华夏儿女为人处世、立身行道的原则中。我华夏风骨的精髓,乃是“从道不从君”;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个君主有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华夏民族更相信“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大明王朝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并不见得就落后于同一时期的西方,只是至于从明朝中后期发展的政治制度能够形成一个怎样的真正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模式,我们永远也不得而知了。
民国汉服运动的失败,真的不是国粹学派的过错,而是那个社会的错、时代的错、苍天的错。但如果真的要在他们身上找出失败的原因的话,那只能说他们太善良太相信人性太理想主义了。夹杂在一边是保皇党、落后愚昧的满清守旧派,另一边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之间,这些不卑不亢、希望能够在保存和发扬中国自身的文化精髓的过程中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国粹学派,恐怕是那个时代唯一清醒的一群人。
民国时候这场汉服复兴的历程被严重低估和忽视了,现在的大部分同袍们对于民国时候试图复兴汉服的人们经历了什么、以及究竟发生了什么缺乏一个系统的了解,然而那次努力失败的教训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却是无比宝贵的经验,因为很多时候,往往就是出于对历史的轻视,才让历史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但是关于它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们单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信息来讲,对于民国的印象就是一个兵荒马乱、烽烟四起的年代,那么大多也就会理所当然的把复兴汉服失败的原因笼统的归结为“战乱”。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既正确又错误。正确的地方是因为,确实因为有了战乱、尤其是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战争,才使当时的国人从睡梦中清醒,产生了快要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以及对于清政府的痛恨,才积极的寻求民族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才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选择穿上了“汉衣冠”。这也是国粹学派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目标的原因。这些侵略战争无疑是产生汉服运动的催化剂,同时又不断促使着支持汉衣冠的人们凭着心中的那份情怀而任劳任怨的走下去。但是也因为战乱频繁、太急于求成,又反过来挤压了复兴断代汉服的这项繁琐任务的生存空间。
但是当大家说出“是战乱阻止了汉服复兴的努力”这个结论的时候,往往是把处在当下我们熟悉的这个汉服运动直接拿来放在民国时期的汉服运动社会语境下作对比的,由这个社会语境的脱节而产生的误判断。比如,我们当下的汉服运动有线上线下两大板块,无论是线上的研讨分析、照片分享,还是线下的聚会拍照都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及必要的科技支撑,这些想必都是清末民国所不具备的。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民国汉服运动自酝酿诞生之时起,就从来没有具备可以发展成为供人拍照秀衣、吃喝玩乐的娱乐性聚会的因素,所以也就不能按照我们当下汉服运动主要的参与方式来生搬硬套在民国时的那个语境之下来理解了。
其实我并不在乎、也不惧怕复兴汉服的前路艰难,但是我害怕的是,历史在不断的重演、而我们却浑然不知。让我最心痛的时刻,并不是当下的汉服运动面临的新出现的阻碍会有多么艰难,而是当我翻开史料的那一刻,却愕然发现民国时的汉服复兴者们其实早就想到了我们想到的、早就经历了我们经历的事情,而我们却一次次的重复着它们,正在毫不知情的踏上了相同的通向悲剧的轨迹。
说到底,其实民国时期复兴汉服的努力失败的原因一点也不难理解,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十六个字:
炎黄子孙,自断脊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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