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据时期的汉服之殇,自己设计的汉服算山吗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之后步出午门,他觉察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戴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之后步出午门,他觉察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戴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满据时期的汉服之殇,自己设计的汉服算山吗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满清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的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地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时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时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洪大容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大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做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


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始终耻辱不堪。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1669),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清朝衣服,但是心然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里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既痛心又蔑视。 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惟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清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背面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用同样的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却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威逼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满清入关后的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
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
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
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传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你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回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使者穿戴乌帽团领,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就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艺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因为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清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经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以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一个汉族朋友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戏台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这种意味朝鲜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德中在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注意到这些戏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军服,他觉得“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帽,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而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 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产生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的一些记载。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倒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餙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大体同时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戴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的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地讽刺,“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说,因为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参见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返途中再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文化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旧制,你没有听说过吧?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搞得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汉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有的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的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朝鲜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从很早起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它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其实,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满族官员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据说“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无端的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汉人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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